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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赌王”传奇
文/ 刘居上   中山画刊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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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刘学询(1855年-1935),字问刍,又字文楚,号耦耕,清末民初广东省香山县三乡古鹤村人,光绪五年(1879年)举人。光绪十二年(1886年)丙戌科进士。按大清律例,中进士后按规定须“归班铨选”,于是他成为候补道台,等待出缺机会安排实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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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学询

 

     名震广州的“刘三国”
     在候补的焦灼等待中,刘学询渐渐对仕途失去了兴趣。正好在这一时期,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发现,在广东搞洋务运动,财政资金严重不足,要扩大财源,只有发展博彩业。
     张之洞向当时分管全国禁赌工作的兵部尚书彭玉麟提出申请,强烈要求开放广东省的赌博业。彭玉麟也是晚晴著名的改革派,对改革甚是热心。他奏请朝廷批准开放其中的一项,即“闱姓”赌博。朝廷当时也很无奈,继续禁赌则广东财政难有新的增长点,于是同意广东“官督民办”“闱姓”赌博事业。
     “闱姓”的赌博办法是,在科举考试前,先将所有应试者的姓印在彩票上,定价出售,由购买者填选中榜者的姓,猜中即能赢大钱。刘学询抓住这个机会,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投标,到李鸿章的弟弟李翰章继任两广总督时的第二届闱姓赌博投标时,由于得到李翰章的暗中协助,刘学询终于中标,承包了1890年至1896年的六年闱姓赌博。
     “闱姓”赌博为刘学询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1899年日本友人在上海访问刘学询时,了解到他拥有700万银元财产,相当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。
     刘学询本是广东文坛的“四大金刚”之一,成为“赌王”后,“文可华国,富可敌国,妾可倾国。”时人称之为“刘三国”。由于政府开支及试官私囊均将其视为收入的重要来源,致使他“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,及官吏之进退,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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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学询书法

 

     与孙中山的友谊
     1892年,也就是刘学询经营博彩业的第三年,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,然而西医学会不承认他的行医资格,无法取得行医执照,只好应澳门商绅邀请,转往澳门行医。出发澳门前,孙中山特地跑到广州找老乡刘学询,希望得到他的支持。
     同乡来访,兼且两人都属于“新派”,说话投机,连谈数日,甚觉融洽。刘学询慨然赞助孙中山1000两白银,还说服自己在澳门的10家店铺,和澳门绅商同时出资,最后共为孙中山筹得3万余两的款项。
     1895年孙中山筹划广州起义时,事前曾与刘学询密谋。刘学询虽然不大赞成在此时发动起义,担心因此诱发港英政府、俄、德、法等国图谋瓜分中国,但仍告诉孙中山,这一段日子,正好是官厅收解闱姓饷银的时间,饷银为数巨大,你如真要发动起义,大可取来作军用。孙中山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设立的“农学会”(实际上是兴中会在广州设立的总机关),成立前向清政府申报时,就是由刘学询领衔充当发起人的。
据1931年“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”采访刘学询的记录。当时,孙中山曾对刘学询说:“余政治识力尚浅,今欲推君为领袖何如?”刘学询摇了摇头:“领袖弗敢当,以君年少有为,幸毋妄自菲薄。”
     刘学询此人,其实还是有个人野心的。他没有答应孙中山的邀请,并非他不想当领袖,只是对起义的前途抱不感乐观,不想深陷其中而已。
     由于准备不足,兼且在事前泄密,孙中山领导的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刚开始就到清廷镇压,陷于失败。刘学询没有因此惹祸,但此后的 日子也很不好过。原因是刚考上进士的康有为在1986年上奏,弹劾刘学询和两广总督谭钟麟串通勾结,罪名分别是包庇“巨蠹”刘学询以及与他狼狈为奸。刘学询为此被罚100万两银子,被迫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。以后,康有为在1898年再次弹劾刘学询,从此两人便成了死敌。
     1899年7月,刘学询受慈禧太后钦点,以二品顶戴、大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密访日本。是月26日,刘学询上午觐见了日本明治天,当晚即秘密会见了流亡日本的孙中山。
     据刘学询回忆,那天晚上,他曾问过孙中山,你们的革命宗旨到底是什么?孙中山回答说,是推翻清朝,振兴中国。刘学询听了很不以为然,他劝孙回国参加“政治革命”,亦即清朝正在推行的宪政改革。他认为,在目前的形势下,“若种族革命,恐其事甚难”。两人各持己见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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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与港督卜力会面。站与李鸿章右侧者即为刘学询

 

     策动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
     1900年4月5日,刚从澳门返回的刘学询在广州码头胸部中枪,幸有内衣保护,大难不死。虽无确实证据,但当时的人几乎都认为刺客必为康梁所派。
     刘学询虽然两遭弹劾,他的见识和才华依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。
     同年,义和团在中国北方起事,从而引发八国联军入侵。李鸿章借故推托慈禧太后的求援密诏,示意刘学询给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: “傅相(李鸿章任太子太傅兼大学士)因北方拳乱,欲以粤省独立,思得足下为助,请速来粤协同进行。”
     其时,孙中山正在酝酿发动惠州起义,他虽然不相信李鸿章真有脱离清廷实行“粤省独立“的气魄,但还觉得值得争取。于是,他抱着不妨一试之心,与杨衢云、平山周、宫崎滔天(以上二人均为同情孙中山革命的日本朋友)等,于1900年6月6日乘坐法国轮船狄斯号返回香港。事前先由何启(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的老师,香港著名学者,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)、陈少白等人请香港总督卜力出面斡旋,劝说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。在刘学询、曾广铨等幕僚的怂恿下,李鸿章决定派安澜号军舰开到香港海面,邀请孙中山、杨衢云二人登船开会。这时,孙中山已接到香港同志的报告,说是李鸿章的决心尚未下,贸然会面内险太大。于是只仅派宫崎一人以代表身份随刘学询到广州,自己则乘船改赴越南西贡。宫崎到广州后,与刘学询家密谈了一夜。刘学询转述李鸿章的话,说是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,不便有所表示,嘱宫崎向孙中山转达,宫崎遂失意返港。
     不久,联军攻陷北京,清廷电召李鸿章北上议和,特派招商局轮船安平至粤延接。李鸿章到底还是清廷重臣,自觉深受朝廷恩遇,责不容卸,只好匆匆北上。轮船驶到香港,准备中转北上时,港督再次向李鸿章提出粤省独立的建议,这次,李鸿毫不含糊地坚决拒绝了。陈少白找借口登船探访随行的刘学询。刘学询摇头苦笑,说是李鸿章主意已决,再说无益。“粤省独立”之议于是无疾而终。
     直到此时,孙中山对刘学询仍寄予厚望。在《孙中山全集》中,我们可以读到一封孙中山于1900年惠州起义前夕写给刘学询的信,当时是由平山周持此密函至上海找刘学询的,目的是求援巨款。信中说:“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,面托足下主持内局,先立一暂时政府,以权理政务。政府之格式,先以五人足矣:主政一人,或称总统,或称帝王,弟决奉足下当之,故称谓由足下裁决。”请刘学询“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,以便即行设法,挽回大局,而再造中华也。”
     据冯自由的《革命逸史》,平山此行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。但也有资料记载,刘学询最后“借出了十万两“。不过,有迹象表明,这已是孙、刘二人的最后一次打交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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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刘庄

 

     西湖第一名园——刘庄
     刘学询最终并没有随李鸿章北上,最大的可能是,此时,他已对政治心灰意冷了。而在此前的1898年,他以每亩200银圆的高价,买下了位于杭州西湖丁家山南面傍湖的36公顷土地。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在建私家别墅“水竹居”上面,耗时五年才基本建成,建筑面积1369平方米,成为西湖第一名园。这个极近奢华之能事的“水竹居”,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刘庄。
     刘学询与他的“刘庄”,其后还经历过许多波折,这里不一一细述。最令刘学询伤心的,是刘庄曾一度曾落在宿敌康有为手中,刘学询变卖所有值钱的不动产,才赎回了“水竹居”,从此隐居于此,直到1935年1月3日因病在刘庄去世,终年81岁。
     蹊跷的是,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1912年3月,“刘庄”被以主人欠大清银行的债为由没收。2个月后,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,却发布了一道总统令,表明与大清银行发生债务纠纷的,是刘学询在上海的“信大钱庄”,并非个人。
     1937年,即刘学询去世的两年之后,上海一本名为《越风》的杂志,刊登了一篇题为《谈大刘庄》的文章。作者应刘学询长子之邀,前去刘庄做客,看到了刘学询的大量日记。他在文中表示,刘学询的信大钱庄,很可能就是革命的钱包。而信大钱庄与大清银行的纠葛,极有可能是为革命筹款而导致的债务。
     刘学询到底是慝名的革命者,或仅仅是革命的同情者呢?这也许是他留给历史的一大谜团。
顺带交代几句:1953年,“水竹居”的最后一位主人、刘学询的八姨太范媛英将刘庄献给国家。其后,“刘庄”一度成为毛泽东的西湖行馆。1953年12月27日至次年3月14日,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抵达杭州,住进刘庄1号楼,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在这里诞生。1972年2月27日,《中美联合公报》在刘庄1号楼的八角亭草签。时至今日,刘庄已变身为“西湖国宾馆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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